重金相求经典翻译著作 或是翻译繁荣的先兆？

翻译人员的工作通常都被大多数人所称赞，往往都是”高薪高福利”的代表，可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薪资高只代表了翻译行业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代表人物才能够拿到，翻译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从事笔译翻译，如果翻译内容的翻译量不大，那么翻译人员是拿不到多少钱的。也正因如此光鲜的背后总是翻译人员说不出的苦楚。

近日译声从报上得知，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准备在其书友会中发起众筹项目，用以重新翻译经典名著《国富论》，而最终的翻译者将获得千字500元这一“史上最高翻译费”。《国富论》是被公认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的一本经济学专著，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该书首版于启蒙时代的1776年，我国出版的第一个译本是由严复翻译的，时间是1902年。100多年来，该书经过多次重译，至今已有七八个版本。现在要做一件事，运作模式可谓五花八门，有的确实是妙招迭出，但在重译外国经典名著这件事上，以笔者之见，当今情势，即使有重金之酬，恐也难以产生超越以往的上乘之作。

之所以对重译不甚看好，是认同许多人在面对白纸黑字时都不无遗憾地得出的今不如昔这一结论。谁都知道翻译讲求的是“信、达、雅”，只有这三者的有机融合并完美呈现，才算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玉成”。可这绝非易事，一个翻译家意识到的和必须要做的其实还有更多。翻译家屠岸因翻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济慈诗选》而著名，他曾有这样的体会：“要做好文学翻译，需要深刻掌握两种语言的精髓，而这其中，更重要的是掌握本国的语言和文化。因为好的文学翻译要把自己完全投入到翻译对象中，体会原作作者的创作情绪，最终用母语再表现出来，这要求译者必须打下深厚的中文基本功底，领悟汉语言文学的精髓，使之融入血液才行。”而对西方和东方在表达与阅读上的差别，敏感如傅雷，也早有洞见并提醒：“他们喜欢抽象，长于分析；我们喜欢具体，长于综合。要不在精神上彻底融化，光是硬生生地照字面搬过来，不但原文完全丧失了美感，连意义也晦涩难解，叫读者莫名其妙。”至于具体的翻译，傅雷又曾在《翻译经验点滴》中说道：“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咂摸出来。”

除了翻译者本身的功底及翻译态度，一个以此为业的人是否具有人文情怀显然更应注重。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翻译视为一生的事业时，翻译也就成了体现其精神和思想的主要方式，并试图以此去影响社会，开启心灵。去年以93岁高龄谢世的我国著名翻译家草婴，他以60年的执着，一个人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这一壮举在全世界都属独一无二。在他看来，托尔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能带来世界和平，能带来人与人之间的爱。而在每天平均只1000字的翻译进程中，“我把文学翻译当作艺术创作来对待的，逐字逐句地直译不是文学翻译……再创作应该体现原著的精神和艺术内涵，而只有把翻译技术和艺术结合起来，这样的译者才是翻译家”。由此而来的成就与他人的感佩，就如冯骥才在《草婴先生》一文中所表达的：“对翻译家的崇拜是异样的，你无法分出他们与原作者。比如傅雷和巴尔扎克，汝龙和契诃夫，李丹和雨果，草婴和托尔斯泰、肖洛霍夫。他们好像是一个人。你会深信不疑他们的译笔就是原文，这些译本就是那些异国的大师用中文写的！”

但也正如我之前所悲叹的那样，“”。这话所涉及的范围颇广，但当下翻译、出版因急功近利而导致的粗疏、草率以及精准、雅致的缺失，显然是足够扼腕的事。鲁迅文学奖中设有文学翻译奖，颁发到第五届时终于难以为继，出现了空缺。国内专设的多个翻译奖，如CASIO杯翻译竞赛奖等，在主要奖项上也屡有空缺。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需要的是字斟句酌，但在市场诱惑面前往往是急就与蒙混，而不是负责任地斟酌和推敲。一位严谨的译者曾告诉记者，有一年诺奖颁奖，一家出版社给他打电话，请其翻译一部获奖者的作品，要求两个月内完成。他说这不可能完成。但出版社不这么想，他们要追求新闻效应，颁奖之时即出书，利益最大化，而如隔个两三年，黄花菜早凉了。可见，如今翻译与出版所造成的缺憾，诸多方面都难辞其咎。

“像我们这样的译者，现在是吃不开的。”这是草婴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但他是笑着说的，除了坦然之中的甘苦自知，或许还包含着，以一字一句一人生为自觉的译坛大师对翻译事业的隐忧以及对一种责任与担当的殷切期待。

我们同样要抱着一丝期待，重金以筹经典翻译著作虽然并不一定真的能再现翻译的上乘之作，但会让人们的焦点关注到译文的质量上来，随着经典翻译著作的薪酬越来越高，整个翻译行业的前景也会越来越好，草婴先生或许该期待翻译行业重归繁荣时刻的到来，愿他在天上能够看到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