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历程：从外译中到中译外

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新诗的发展，从一开始便与翻译联系紧密。新诗百年，对外来诗歌的借鉴、融入，包括从诗歌形式到诗歌语言的整体变化。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坦言，对于不懂外语的诗人来说，其创作从一开始写诗就受惠于诗歌翻译。吉狄马加是在看冯至、卞之琳等大家的翻译作品后才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所以他对翻译家一直充满敬意。“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翻译家杰出的工作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还将继续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吉狄马加说。
过去提起翻译，更多的是指外文翻译成中文。而如今，随着中国文学为世界文坛做出的贡献与日俱增，其地位也日益提高，中文作品被大量翻译成外文已成大势所趋，而翻译，在中国文学界向世界“发声”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评论家国鹏认为：“翻译是语言系统之间的对接过程。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如果我们从《圣经》的翻译过程来看就非常明显了，例如现代德语产生于路德的圣经译本，这是被认为翻译者超过创作者的最大的一个意义。当一个民族的语言可以翻译《圣经》的时候，这个语言被认为是成熟的。”
翻译的悖论：在可译与不可译中寻找合理性
业界主张文学作品不可译，主要是基于翻译所面临的问题难度太大，一是作品本身的韵律，二是作品背后的文化积淀。
听到翻译家刘文飞要来翻译他的诗歌时，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库什涅尔非常担心，因为他坚定地主张“诗不可译”。但当他听说刘文飞翻译过普希金的诗之后，则表示放心了。“既然能译普希金，译他的诗也坏不到哪儿去。”这或许是很多作家矛盾心理的写照。
在库什涅尔看来，诗人是从世界的混沌中、从生活的原料中提取出诗歌，给它配上音，再把它固定在语言中。“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离它的亲兄弟——戏曲和小说的距离更远，而离音乐和绘画更近。诗歌又不同于音乐和绘画，不可能只活在自己的母语中。”库什涅尔希望读者能够从诗歌中寻找、发现、体悟到生命之意义、生活之美学。
“不光是文学翻译，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甚至我们的思维习惯，好多实际上也是翻译过来的。我们纠缠在诗的‘可译’和‘不可译’上，不如在这个悖论中间找到它的合理性。”刘文飞表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自我与作为他者的原作者之间的角色调和，在保持诗歌原来基本面貌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再创造，这些都是译者需要不断揣摩与斟酌的问题。“在模仿和创造之间有很大的一片开阔地，这片开阔地应该是一片译诗者永久的风景。”刘文飞说。
语言的火炬，文学的薪火相传
“诗歌是人类迈向明天最乐观的理由，我们需要诗歌，因为诗歌仍然以其作为人类精神殿堂不可动摇的根基之一，发挥着谁也无法替代的作用；因为人类一直在梦想和追求诗意的栖居，以诗意精神为最高准则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只有诗歌——那古老通灵的语言的火炬，才能让我们辨别出正确的方向，找到通往人类精神故乡的回归之路。”吉狄马加表示。
但丁、歌德、雨果等大诗人的作品已有多个译声本，而且新译本也在不断涌现。美国汉学家梅丹理认为：“如今的‘物质时代’更需要诗歌。诗歌可以超越语言、民族、国界，具有聚融与枢纽的作用，可以看做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文化交流方式，一种壮观而多元的文化现象，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在前人的基础上，这些诗歌的译本可以说更接近于诗人本身的诗歌创造语境。诗歌翻译是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是在翻译过程中失去了某种东西，同时又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又找到了新的活力和生命。译作做不到尽善尽美，因为翻译是一项“遗憾”的事业，也是创造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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