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往中的文学翻译

　　翻开汪洋浩瀚的世界文学史，从《荷马史诗》到《尤利西斯》，从莎士比亚到普鲁斯特，从古希腊悲剧到湖畔派宣言，从在文学史被重新读解和诠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从萧乾、朱生豪、田德望等一位又一位被学界誉为“站在大师背后的传道者”……世界文学的历史无疑也是一部文史和文化交流史。

　　诚如博尔赫斯所言，伟大的作品根本就不会因为翻译而失去其伟大，“具有不朽的禀赋的作品却经得起印刷错误考验，经得起近似的译本的考验，也经得起漫不经心的阅读和不理解，它不会失去其实质精神。”然而，由于语言与文化的隔膜，文学却常常给人一种印象，即文学中的完美翻译似乎从来没有达到过，就像徐梵澄译《苏鲁支语录》时在“缀言”里所感叹的，“一个译本无疵可指，处处精确，仍然可能是坏译本，不堪读。”打个不太贴切的比喻，文学翻译也“若烹小鲜”，加工得过了，营养就会丢失一些；而加工得不够，则会显得生涩，一言以蔽之，分寸很难把握，严复先生倡导的“信、达、雅”其实只是一个理想化的境界和尺度。

　　近年来，随着世界各民族交往的日益频繁，文化间的沟通与互动成为国际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文化交流日益活跃，正成为加强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重要纽带。”2002年7月15日，江泽民同志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时曾经对对外文化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文学翻译作为文化交往事业中的重要一翼，愈来愈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在此，我们邀请了汪剑钊、张华、董强三位分别从事、跨文化研究和法国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就此进行讨论，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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