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的忠实、科学与艺术

　　“忠实”的目标对于翻译本来是不待证明的、天然的要求，是千百年来翻译理论和实践一直围绕旋转的中心。然而近来似乎颇有人对此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翻译为什么一定要追求 ( 最大限度的 ) 忠实 ? ……译者另有目的、另有所好又怎样 ? 社会现实不容许、不利于追求最大限度的忠实又怎样 ? 不完全忠实的译文一定有害吗 ? 要是不忠实的译文达到了目的，甚至达到了“好”的目的又怎样 ? ……可是，又为什么要强迫人家在两个极端之中选择一个――一端是百分之一百的忠实，另一端是零的忠实呢 ? 译者为什么不能选择百分之七十、五十、三十的忠实呢 ? 这无疑是对翻译理论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此本文无意正面做出回答，但却希望稍作探讨，从而达到认识翻译内部所蕴含深刻矛盾的第一步。

　　翻译的出现是出于文化交流的需要。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把它比之于向国人介绍西洋绘画、西洋音乐，或者相反，把中国画或者中国的民族音乐介绍到国外去。无论这种介绍活动的其他目的怎样，在一个首要的、根本的目标上它们是一致的：向目的文化的接受者呈现原作的本来面貌。如果说在介绍绘画、音乐作品时对原作的色彩、线条或者曲调加以改易将显得荒谬绝伦的话，那么理想的翻译也不允许对原作随意窜改。在这个起点上要求的是绝对忠实，我们并没有“百分之七十、五十、三十”的选择。

　　很明显，此时的“忠实”意味着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完完全全、不多不少的再现。但同样明显的是：我们无法把翻译与介绍绘画、音乐的类比坚持到底。其根本原因，在于两者所使用媒介的不同。钱钟书先生早就指出，“我们该辨清，假使绘画的媒介 (medium) 是颜色线段，音乐的媒介是音调，那末诗文的媒介不就是文字，是文字和文字的意义;假使我们把文字本身作为文学的媒介，不顾思想意义，那末一首诗从字形上看来。只是不知所云的墨迹，从字音上听来，只是不成腔调的声浪。”这种媒介的不同又导致另一异常重要的、导致翻译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差异：对绘画、音乐作品的介绍可以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将原作复制，纯客观的、物理现象的复制 ( 无论是否出现失真这都是一个纯科学的过程 ) ，然后是对该作品所可能具有的各种意义加以阐释;而在翻译中，由于语言符号系统所具的特殊性 ( 即其任意性特征 ) ，媒介本身必须转换形式，步骤 l已失去意义，因而两个步骤必须融合为一，或者不如说，只能以步骤 2 代替步骤 l 。在这个替代步骤中集中了翻译的全部问题，对客观忠实可能性的怀疑也因此而起。因为阐释必然受到社会、历史诸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受到译者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人们认为，承认翻译就是阐释，无异于承认了译者主观选择的合法性。“忠实”因而成了―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因其缺乏客观的定义或标准而缺乏可操作性。再者，如果调查证明，以往人们的翻译实践并没有真正重视或真正做到“忠实”，这就意味着它事实上并不存在。何必死抱住一个事实上不存在的标准呢 ? 这只可能在“死胡同里越走越远”。

　　然而，翻译的“忠实”标准并不是如此轻易就能否定的。像在其他任何学科中的情形一样，人们不能因为无法企及百分之百的真理而就此放弃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在实践中，人们可能牺牲一部分“忠实”，但这往往是为了保证更大部分的“忠实”能够实现，仍然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忠实。客观上不忠实的翻译当然存在，然而主观上以“不忠实”去做”翻译”却是概念上的自相矛盾。译者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性，但主观上他不能够“另有所好”或选择“百分之三十'的忠实。事实上，―旦放弃对于忠实的主观追求，译者就没有理由停止在“百分之三十”，而会走向百分之十、百分之五甚至更少。因此，对忠实的追求是维持原文与译文之间联系的纽带，这根纽带一经切断，译文无论“达到了”什么其他的“‘好'的目的”也无从被称为译文，翻译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如此说来，必须确立“忠实”作为一种主观姿态的重要性。但这却并不意味着矛盾可以就此得到解决。相反，它只是又把我们带到了矛盾的起点：作为客观标准的“忠实” ( 步骤 1) 与作为主观姿态的“忠实” ( 步骤 2) 之间的对立。如何达到两者之间的统一或者尽量统一是翻译理论所要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尽管人们为此付出许多努力，可它总比想像中的更为困难。翻译中的科学以实现“忠实”为其最终目标，因此不承认自己只是艺术的附庸，而要求占据统治地位。同样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是，应该认识到翻译对于科学的追求有其必然性。在形式上，翻译的科学论虽然表现为现代科学精神的产物，尤其是飞速发展的语言学的产物，但在实质上它深深植根于对客观忠实的渴望中，翻译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它的存在基础，因此我们不可以视之为从外部强加于其上的一种手段而轻易否定。“翻译的语言学情结”这―提法形象生动地揭示了翻译―与科学的这种内在联系。 翻译的过程浸透了译者的主观因素，自始至终贯串着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