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文学翻译能扩充彼此语言的边界

2016年由文学市场自发推动的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作品出版逾50部，今年这个数字又有所增长，涉及长篇、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也覆盖到了网络文学，然而这与我国一整年近五千部长篇小说创作数量相比，依然显得薄弱。有限的翻译资源与巨大的文学新作出版之间，仍存在失衡问题。近日在北京十月文学院举办的如何翻译当代中国文学论坛上，翻译当代文学应该首推好译本，还是快速拓宽从题材到类型的完整覆盖面，成为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
　　当代文学翻译目前主要通过图书代理和对接译者等方式进行，前者从洽谈版权到市场调查再到翻译，往往耗时较长，但在专业性和市场反馈上有更多保证，作家麦家的作品便是通过这种方式进入英语文学市场，让更多外国读者看到了中国优质文学的一面。据悉，此前和麦家同时被代理的还有作家刘震云，但缓慢的进度让后者最终退出了这种模式，转而与译者对接。
　　德语版《西游记》去年入选德国最适合做圣诞礼物的书
　　去年瑞士译者林小发完成的德文全译本《西游记》让外界逐渐意识到，有志于翻译中国文学的外国译者近年呈现数量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并且与传统汉学家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参与论坛的两位捷克译者李素和爱理，和林小发相似，都是对中国文化产生浓郁兴趣，然后通过留学深入中国日常生活，并着手编译文学作品，随着深入接触作家之后开始选择具体文本进行全本翻译。
　　在此过程中，两位捷克译者最初也碰到了这样的疑问，是选择最好的作家的代表作品进行翻译，还是综合考虑自己的兴趣、作家译作空白来推荐当代作品？李素认为，选择文学性好的作品来翻译是她的首选，她提到捷克读者对中国文学印象如今有了许多变化，以前捷克读者读到的许多中国唐诗作品，并非是专业译者翻译的，而是一些捷克诗人从别的语言转译而来，许多时候她都找不到原文到底是哪首，这是一个翻译专业性的问题。而从完整性角度说，读者可以找到中国现代小说如鲁迅、茅盾、丁玲等人作品，如果想进一步阅读当代作品，选择则太少，在可选择比较的情况下，则是倾向于忠实于原文的译本。李素也提及一部作品能否受到翻译所在市场的欢迎，存在许多因素，但优质文学性是一个基础，因为如果挑选的作品不够优秀或是翻译得不够好，只是为了求全求快，这是特别容易损害作家名誉的，很可能这位作家的作品声誉在那个国家文学市场就被定了基调。
　　这种情形似乎是作家梁鸿正在感受到的，她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目前有多个译本在进行中，她说日文版刚翻译完，是一位在大学教书的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碰到了一个人称的问题：我书里面有一个叫五奶奶的，对方说日本的亲属关系里是没有什么三奶奶、二奶奶的，就是一个奶奶的称谓。那这个人该怎么转换？因为在梁庄里面，亲戚的谱系是庞大的。他觉得这个处理很难，所以他给我写信反复商量怎么处理人的关系问题。这是梁庄里面最本质的问题，还必须得面对。后来我们商量，把整体梁庄的人称减少一些，把关系变得相对简单一点，但是仍然是亲属的称呼，比如奶奶、堂哥。这本书的英译本也是如此，美国译者就方言问题和梁鸿讨论了很久，比如我稀罕你这样一个既有亲情又有爱情的比较有意思的说法在英语中就难以找到对应的词语。但梁鸿也疑惑为何法语版的译者似乎一点问题也没有。对此，李素回应说，当她碰到偏僻的方言词汇时，会选择口语化的捷克语言来处理，但不会按具体的方言去翻译，这容易造成读者阅读的障碍。
　　换个位置来观察，中国读者在阅读翻译文学时，却很少有这种阅读障碍存在，作家宁肯回忆自己在大学时读了大量外国作品，一点都没有那是外国作品的感觉，为何外国读者阅读中国作品会有隔膜感？
　　这个疑问在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眼里，意味着不同的翻译传统，中国从汉唐兴盛翻译佛经以后，翻译问题经过了大量的探讨和沉淀，到近现代形成信、达、雅的基本原则，对译者的专业性和文采都有很高要求，这是使如今我们阅读外国作品畅行无阻的重要原因，而在美国出版的翻译作品则有不同的情形，译者常常充当了编辑的角色，对作品进行大刀阔斧的处理，甚至有译者成就作家的说法。李素认为这更像是中文和英语有不同语言特征的缘故，具体到美国文学市场，的确存在语言霸权的现象，重视本土文学轻视翻译文学。她举例说，2016年国际布克奖得主韩国作家韩江的作品英译本在英国市场很受欢迎，但细心的韩国读者比较发现，英译本使用了一种类似19世纪狄更斯语言的翻译风格，而实际上韩江语言是非常现代朴素的，这就反映了英语译者的处理方式。因为语言特征问题，汉语处理往往是从信到雅，李素则认为西方语言弹性较小，当出现翻译对象找不到对应时译者便会自行发挥，这不能简单说好或者不好，但从雅走到信的过程无疑是需要尽快完成的。
　　尽管每个时代的语言特征都有所不同，但翻译的基本原则依然需要遵守，李素提到的这种译本差别在韩敬群看来，很像自己阅读福楼拜小说时，两位翻译家李健吾与周克希之间的差别，前者中文功底出彩，用词古雅，但从准确性来说，还是周克希更为接近福楼拜。对于那种自由发挥到改变作品本意的译者，宁肯和梁鸿表示即便在翻译后很受欢迎，也是那位作家的悲哀，难以接受。
　　拥有好的翻译文本是大多数作家所期待的，正如傅雷、王道乾这样的翻译家以翻译语言影响了众多中国作家，扩充了汉语的边界。中国文学若能遇到这样的翻译家，来扩充另一种语言的思维、思想，这才是最理想的。中国当代文学一方面需要更全面地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也需要在精选作品和提高翻译质量上给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