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的自述

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我翻译出版了10本书（不包括再版）。从练手阶段没有资历，只能接到诘屈聱牙、自己都读不下去的悬疑小说，到积累一阵后，开始译一些文学经典和社科专著，再到这几年只译对自己意义重大的作者。沿途的风景谈不上是玫瑰色，却还是妥妥地把我引入了一条羊肠小径，路的尽头是无尽的青苔，如一颗散焦的瞳孔所看见的大片深绿，沁凉、绵密、轻颤着，不带感情地托举着我，令我获得一种一切旷野恐惧症患者都熟悉的安心。

    虽说是学外文出身，我并没有把文学翻译当作自己的志业，也从未获得过足够这么做的时间。和这个时代的大部分译者一样，翻译是白日的劳作结束后昏灯下的零敲碎打，虽然谈不上争分夺秒，却是一种需要蓄意为之留出时间和能量的夜间工作。译者永远是一种夜行动物即使不在物理的时间维上，也在心灵时间维上词语的排排立柱与管风琴在你身旁升起又降落，摩擦你的敏感系数，铺设或阻扰你一步步深入语言统御的幽暗国度。首先是和原作者对峙，然后是和自己这对峙漫长、循环往复、永难令人放心，在翻译诗歌时，尤其可以把人逼疯。这儿确是暗影幢幢之地，每当眼睛指出一片开阔的林地，耳朵却又会把人带上荆棘蔓生的岐路，而在查询词源和相关资料时，短短一行文本就可诱人走进音义和语境的蛛网迷宫，需要脑中的daemon在某个时刻喊停并做出决断你不需要一张无限的清单否则，译者最终会迷失在这座可能性的迷宫深处，万劫不复，而书籍也将永远没有完成那天。

    13世纪神学家，方济各会总长波那文图拉将写书人分为四类：有四种制作书籍的方法。有时是一个人写别人的字，不添也不改，他只是被称作‘抄写员’（scriptor）。有时一个人写别人的字，把别人的片断汇聚在一起，他就叫作汇编者（compilator）。有时一个人兼写别人的和他自己的字，但还是以别人的字为主，自己增添的字只是为了阐明问题，他就不能被称为作家，而只是评论者（commentator）。有时一个人兼写自己的和别人的字，而用别人的字来作为证据，他就应该被称为作者（auctor, 英文author的前身）。

    这是一种典型的中世纪作者观，其根基是印刷术通行前寸字寸金的手抄本文化。实际上，中世纪写书人还包括第五类人，用自己的字来逐一表达别人文字的人，也即翻译者。与今天看法迥异的是，中世纪译者往往被看作是最接近现代作者的那类人（即波那文图拉笔下的 auctor）。绝大多数中古盛期文学巨擘如但丁、薄伽丘、乔叟、高厄都曾将大量晚古或中古早期作品从拉丁文或其他官话译入俗语（vernacular），譬如乔叟从中古诺曼法语将《玫瑰传奇》译入中古英语伦敦方言（莎士比亚时代及现代英语的前身）。从语言史上看，正是这批译者作家的努力，为俗语作为文学语言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基础，否则现代英语、现代意大利语或其他语种的文学史将无从谈起。从自我教育的角度来看，这些中古作家无不将翻译经典作品视为完善个人诗艺的关键步骤，他们的翻译作品也向来被归入其作品全集，而非作为译著另录。无限尊崇古书（olde boke）、以手抄本为文化载体和精神源泉的中古作家们甚至常常假托自己的原创作品为译作，比如乔叟就在《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第二卷序言中自谦（或自我开脱）：我所写情感并非个人杜撰/ 而只是把拉丁语译成本国的语言如有的词语不妥，并非我的过错/ 因为我只是复述了原作者的话。

    贯穿欧洲中世纪的这种有意无意对译者和作者身份的混淆，到了现代无疑会被皱眉视之。在后印刷术时期的今天（文学史强调作者的个体性，文本的地位首先由其独创性确立，个人风格被拔高到近神的地位，而非如中古时期般以沿袭古书传统为荣），绝大多数翻译理论体系奠立在忠之原则上，词义之忠以及风格之忠：在字面义大致无误的前提下，译者对原作者语言风格上的任何篡改都被目为僭越。对此类准则我没有异议，一切书籍制造者毕竟只能在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工作，但对翻译我确实怀有其他的寄托。一方面，翻译中近乎体力劳作的部分，那份类似于打坐的心无旁骛，在日常创作和学术工作的疾风暴雨间稳稳托住了我，使我免于巨大的挫败感所带来的频繁崩溃。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写作者，翻译大师作品的过程对我自身语言感受性的侵略、扩充与更新，以及我的语感daemon们同这类侵略间看不见的角力或和解，是我怀着兴奋，乐意看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我愿我成为一座语感和风格的竞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