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是人们以思路为乐器，以文字为音符创作出的灵魂篇章。纵观古今，国内外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精如碧玉。中国的文学典籍也是让人目不暇接，数不胜数。四大名著更是为老少妇孺所熟知。美国伟大女性作家，第一次将《水浒传》翻译到西方世界，并命其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国外广受好评。与此同时，国内各文学大家也陆续将国外的优秀典籍翻译成中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中外文学典籍更是相互翻译，无所保留。

文学作品翻译，字面理解就是对文学作品进行语言翻译，把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形式用另一种熟悉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过程。文学翻译的目的就是架桥，在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架桥，让两种语言可以通过这个桥梁进行沟通、交流。就目前来说，中国出版界，应时代潮流，进步飞速。国外文学翻译图书大量出版，百花争艳。但是这种大好形势对翻译界来说是一番考验。文学翻译不仅仅是文字间的交流。文学作品是作家用灵魂编著出来的，是一种文字的集合体，更是文化艺术的呈现，所以文学作品翻译与其他翻译有本质的不同。

这就要求从事国内外文学著作互译的翻译人员对原著语言风格，艺术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和把握。不仅仅要把原文学的语言原原本本的翻译出来，还要把原著的艺术文化，意境表达出来，让读者在读翻译过来的文学著作时，可以切身的了解、体会原文学中特有的意境氛围，把文学的美感传递出来，做不到这点就是对所翻译文献的侮辱。

在对国外文学著作进行翻译时，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不能望文生义，一味的追求速度和数量，只会让原文学著作的意境丢失，美感不在，艺术不存，完全丧失了原著作的研读价值。所以国内对外文文学的翻译，一定要在语言上精准无误的翻译过来，同时对文学著作进行深度剖析，把握文中语言所要表达出来的文化艺术，做到意境的再现，这是对一名优秀的文学翻译工作者最基本的要求。

译声翻译公司，拥有一流的国际翻译专家，他们具备扎实的英汉语言功底，强大的文字驾驭能力，对各国的文化背景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并且从事各项翻译工作多年，经验丰富，能做到文学翻译的意境再生和文化艺术美感的翻译转达，让广大读者从翻译文本中体验文学盛宴，艺术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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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学作品的翻译 
唐仁虎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魏荒弩先生在《国外文学》1983年第2期发表的《译诗小议》的第一段仅五个字“译诗是难事。”[1] 其实不仅“译诗是难事。”把一种语言的文章、论著、文学作品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也并非易事。因此，对翻译的标准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同文体的文章、书籍等的翻译标准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在一篇文章里很难进行全面论述，所以本文仅简略讨论文学作品的翻译。

一、    文学作品翻译的标准

不同文章、著作、作品的翻译恐怕有不同的标准，如对政治性的文章、外交方面的文件的翻译恐怕主要是要准确，而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就不能只注意准确，而且还要注意语言等问题，对某些学术著作的翻译或许标准又不一样。因此，在这里我只想谈谈文学作品的翻译标准问题。关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前辈们提出过一些不同的标准，有人提出“信、达、雅”的标准，而有人则提出“硬译”。这两种提法虽然都比较笼统，但观点是清楚的。就总的文学作品的翻译标准而言，我还是赞成“信、达、雅”这个标准，因为这既说明了要忠实原文，又讲了要准确地表达出来，还说到了语言要优雅。至于“硬译”，我委实不敢苟同，因为我也看过一些硬译的作品，不仅看起来费劲，甚至有些地方看不懂，要连猜带蒙才能把大概意思搞明白，有点像听学汉语还没有学好的外国人说汉语。“信、达、雅”这个标准作为文学作品，甚至可以说作为各种文章、著作、作品翻译的总的标准都是很好的，比如外交文件的翻译，在准确的基础上文字优雅一些有什么不好？肯定会更好些。至于“硬译”，虽然是鲁迅先生提出来的，但本人委实不敢赞同，因为鲁迅先生自己“硬译”出来的东西有的读起了不仅拗口，而且有些还难以理解。如果其他汉语水平不怎么样的人“硬译”出来，恐怕就更难让汉语读者读懂了。

二、诗歌的翻译

魏荒弩先生在《译诗小议》中则单独提出了诗歌翻译的标准，他说：“主要是忠实地再现原诗的内容与形式”[2]。此外，他还谈到了语言、韵律等问题。总的看来，他的观点与“信、达、雅”比较近似，只是“信、达、雅”讲的是文学作品翻译总的原则，还比较笼统，而魏先生只讲了诗歌的翻译。还要指出的是，魏先生的观点是否适合各种不同语言、不同诗体的诗歌的翻译呢？恐怕也不竟然。如魏先生说：“无论如何，译诗的总行数应与原诗相同，不得随意增减，以免把诗的体式搞乱。外国的‘商籁体’自不必说了，译出的必须是十四行，否则便名实不副，不能称其为‘十四行诗’了。”[3] 翻译西方语言的诗是否应完全遵循魏先生的这一观点，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我可以说他的这种观点不一定完全适合东方某些诗体的诗歌的翻译，如金鼎汉先生翻译的《罗摩功行之湖》，应该说是很好的译本，但这个译本的行数与原本的行数也不一样。金鼎汉先生在《译者前言》中解释道：“译文中的句子原则上是按照原文一句一句地译出来的。但有些句子并非如此。因为原文中有些句子是为了韵律上的需要而重复，译文中没有必要重复。此外，有些地方几句诗才是一个句子。如果按照原文一句一句地译，势必不成汉语。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重新组句。因此，译文中诗句的总数与原文中的诗句不同。”[4] 当然，金鼎汉先生之所以做这样的解释，显然是考虑到了译诗的句子的总数应该与原诗的句子相同的。从这一点看，他与魏先生是有共同的看法的。他这样做与有的诗译出后比原诗的句子多出一倍还多是不一样的。

把诗歌翻译成汉语，是否只能译成诗呢？我看不一定。其实几十年以前就有人把诗歌译成散文了。但丁的《神曲》原本是诗歌，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神曲》就是王维克先生的散文译本。此后这个散文译本还出版过多次。后来还出现了其他人的散文译本。田德望先生用了十多年时间翻译这部长诗，依然是译成散文的。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最长的史诗《摩诃婆罗多》也是散文译本。诗歌的这些散文译本的出现，说明一个问题，有些外国的诗，主要是长篇叙事诗译成汉语不仅是可以译成散文的，而且也是被读者所接受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译成散文呢？依我看，主要原因大概是以下两点：一是很难译成汉语诗，如果硬把它译成汉语诗，读者无法理解。还拿《神曲》来说，田德望先生的译本虽然是散文本，但是他所作的注比正文还多出许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二是可以译成汉语诗，但是译成汉语诗并没有汉语诗的韵味或汉语诗的诗境，所以还不如译成散文，既可以少占篇幅，读起来还好理解一些，如上面提到的《摩诃婆罗多》。

    但是译成诗就应该不仅要忠实原文，还应该尊重原文，也就是说不仅意思应该与原文一样，形式上也应该尽可能保持与原文一样，不要随意改变；译成散文当然首先还是要忠实原文，另外就是要像汉语的散文，不能还带有诗的某些特点，让读者读起来感到散文不像散文，诗歌不像诗歌。当然，散文诗及其译文是另外一回事。

三、散文作品的翻译 

    我在这里说的散文作品只包括文学散文、故事和小说。这些作品的翻译与诗歌的翻译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要忠实原文作品，也就是前辈所讲的“信”。如果不忠实原文作品，翻译出来的与原文大不一样，那还是翻译吗？这样“翻译”出来的译文到底是谁的东西，是作者的，还是译者的？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就我所知，泰戈尔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戈拉》现在有4种汉语译本。在这四个汉语译本中的第13章中有一部分的四种译文是这样的：

第一种

宾诺耶说：“……种种的申辩，都不过是遁词罢了。”（这是上一段的最后一句话。）

        苏查丽达随便问一些问题，提一提话头，谈话始终不离戈拉，宾诺耶诚恳而又雄辩地把他要谈的关于他朋友的话都谈到了。他从来不曾把他的例证和论点安排得象现在这样妥帖。真的，就是戈拉本人，恐怕也未必能把他自己的道理阐述得这样明白，这样出色。宾诺耶受到自己突然显示出的卓越的才情和流利的口才的鼓舞，欢喜得心花怒放，脸上不觉容光焕发起来。他说：“我们的古圣梵典上说：‘汝当自知’——因为知识就是解放。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朋友戈拉就是能自知的印度的化身。我都不能把他看成一个凡人。当我们其余的人的思想受到各种微不足道的东西所吸引，或者受到新奇的事物诱惑而走上歧途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坚定不移地屹立在这团纷乱之中，用雷鸣般的吼声说出曼荼罗中的警句：汝当自知。”[5]

第二种

毕诺业说：“……各种说法只不过是借口罢了。”（这是上一段的最后一句话——笔者注。）

        苏查丽妲提出一些问题和暗示使谈话始终围绕着戈拉进行，毕诺业真诚而又雄辩地把必须说的关于他朋友的话都说到了。他以前从来没有把他的例证和论点阐述得这样完美。真的，戈拉本人都未必能把他的信念说得如此明确和精辟。毕诺业突然变得这样聪明和健谈，心里着实受到鼓舞，感到又快乐又兴奋，不由得容光焕发起来。他说：‘古圣梵典教导我们：‘认识你自己’——因为认识就是解放。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朋友戈拉就是有自知之明的印度的化身。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一个凡人。我们被各种微不足道的东西所吸引或受到新奇的事物诱惑时，我们的心都不免分散，这时，只有他一个人坚定地站立在纷纷扰扰的人群当中，用雷鸣般的声音道出《曼陀罗经》的警句：“认识你自己。”[6]

第三种

维纳耶说：“……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过是托辞罢了。”（这是上一段的最后一句话——笔者注。）

苏查丽达说：“看来，您的朋友的传统习惯真是根深蒂固呀！”

“表面上看来，他好像是很顽固的。”维纳耶说，“不过，请您记住，他抱住我国的传统习惯不放，并不是因为他就认为这些是好东西。我们对自己的祖国盲目地鄙视，所以轻视我国的一切传统习惯。他站出来，是为了阻止伤害我们的祖国。他说过，我们首先要崇拜我们的祖国，全面接受我们的祖国，然后再自然的健康原则，从自我内部开始革新。”

“如果能自然而然地革新，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为什么没有实现呢？”苏查丽达回答道。

维纳耶回答说：“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祖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来看待。再说，如果我们不信赖我们的民族，那么就没有信任，也就说不能正确地对待她，所以她的力量也焕发不出来。一个人病了，不给他检查，不给他吃药，也不给他有营养的食物，就把他扔到一边去不理他。过了好久，才把他抬到医院里，可是医生对他完全失去了信心，连考虑一下长期治疗护理的耐心都没有——他觉得这个病人的肢体会一个个地被切下扔掉。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朋友说，他不忍心看到以治疗为名，把自己的至亲一点一点地切下扔掉。他要阻止截肢，要给他合适的营养品，让他慢慢地增强他自身的生命力。这样，以后如果需要截肢的话，病人才经受得了，甚至可能不截肢自己就好了。戈拉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崇敬便是最好的营养品——没有这样的崇敬，我们就不能全面地了解自己的祖国。因为不理解，所以无论为他做出什么安排，都不会是好的安排。如果没有对祖国的爱，就不会很好地了解她的耐性；不了解她，即使想为她做好事，也起不了好的作用。”

苏查丽达不断地提出话头，随随便便地提出一些问题，使谈话始终没有离开戈拉。维纳耶诚恳而又有条不紊地把他关于戈拉的话都说完了。他似乎从来没有把他的论点和例证安排得这样妥帖；恐怕戈拉自己也未必能把他的见解阐述得这样明白，讲得这样出色。维纳耶为自己突然显示出来的卓越才华和雄辩口才感到兴奋，欢喜得心花怒放，脸上不觉容光焕发起来。

“您瞧，”维纳耶接着说，“我们的古代圣典中说，‘汝当自知！’因为不自知，就没有解救的方法。我告诉您，我的朋友戈拉就是自知的印度的化身。我不能把他看成一个平凡的人。当我们所有的人的心受到微不足道的东西吸引，受到新奇的东西的诱惑而走入歧途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坚定不移地屹立在浑浑噩噩的人群中，用雄狮般吼声道出《曼陀罗》的警句：‘汝当自知！’”[7]

第四种

比诺耶说：“……只不过是些借口罢了。” （这是上一段的最后一句话——笔者注。）

“我认为，”苏乔丽塔说，“你的朋友的意见是，风俗习惯是非常强大的。”

“从外表来看，似乎是这样。”毕诺耶回答说，“不过，你仔细琢磨这些以之后，就会明白：戈拉其所以肯定我国某些风俗习惯，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认为这些风俗习惯是很好的。由于我们不少人对国家盲目忽视，以及对我国整个传统的藐视，所以，戈拉不得不站出来阻止这种自取灭亡的蠢事。他说过，首先应该使我们的国家从整体上受到尊重，得到应有的荣誉；随后就按其自然规律，对自身进行改革。”

“如果能自身进行改革，为什么会延误这许多时间呢？”苏乔丽塔问道。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比诺耶解释说，“以前，我们未能把我们整个民族当做民族看待。如果我们不是去藐视我们的民族，也不会去尊重我们的民族，即对它视而不见，它当然发挥不出其作用。就像一段时期，我们把病人扔到一边一样——我们不看护病人，不给病人吃东西。现在虽然已经把病人送进了医院，可是，医生是如此的不尊重他，除了把他身上的器官一件一件割下来扔掉外，根本就不讨论什么长期治疗方案。在这样的时刻，我朋友的医生说，我这位朋友从始至终都失去了治病机会，我们对此不能容忍。现在我完全停止开刀工作，而且在相应的食疗之前，激活病人体内的生命力，然后再开刀。这样，病人就能承受得了。当然，病人不开刀，也可能会好起来。戈拉说过，在现在的情况下，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尊重是最重要的食补。如果缺少尊重，我们就不能完整地了解国家。由于不了解她，她的情况就会越来越糟。不热爱自己的国家，就不会有很好了解她的耐心。不了解她，如何能使她好起来呢？”

苏乔丽塔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使谈话始终围绕着戈拉进行的。比诺耶为他的朋友戈拉所做的辩解极为精彩。比诺耶以前似乎从来没有就论据和事例阐述得这样完美。即使是戈拉本人，也未必能把他的信念讲得这样精辟与明确。比诺耶的智慧和表达能力如此空前高涨，使他心情激动，兴奋不已，因而脸上也容光焕发。

比诺耶说：“你看，古代圣典里说过，要认识自我。舍此就不能解放。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朋友戈拉是有自知之明的印度的化身。我从不认为他是一个凡人。当我们的心被各种微不足道的东西所吸引或被外界新奇事物所诱惑而被分散时，只有他一个人坚定不移地站在纷争之中，用狮子般的吼声道出圣典的警句———认识自我。”[8]       

上面四种译文是按汉语译本的翻译和出版时间的先后排列的。第一种是黄星圻先生根据英语译本翻译的， 1段，317字。第二种是刘寿康先生根据英语译本译出的，1段，303字。第三种是唐仁虎根据印地语译本的译文，共6段，976字。第四种是黄志坤、赵元春根据孟加拉语原文译出的，共6段，935字。这4种译文，我们相信哪些译文是忠实原文的哪些是不忠实原文的呢？因为第三种是笔者自己根据印地语本译出的，第四种是译者根据孟加拉原文本译出，这两种译文的段落相同，字数相差不多。笔者自己认为印地语译本是忠实的原文译本，根据此译本译出的汉语译本因而也还是可“信”的。前两种译本是根据英语译本译出的，是英语译本的译者没有忠实地按照原文译出，而且差别很大，把6段改写成了1段；汉语译本又根据英语译出，是忠实地按英语译本译出的。也许英语译本比泰戈尔的原作更好，但与泰戈尔的原作有了相当大的差异，有的地方完全是改写，如上面举的例证。我认为这样的译本即便比原作好，但不可取，因为既是对原作者的不尊重，也没有把原作者的意思表达出来。

    除了对要忠实原文外，还要准确地表达出来，而且要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硬译”过来不仅读者读不懂，而且会觉得莫名其妙。这里我举两个印地语的成语谚语为例：有一个成语直译过来是“被夹在两块磨盘之中”，汉语读者看了可以猜出是很难受的意思，但难以准确理解，其实就是汉语的“进退维谷”或“腹背受敌”。印地语有一个谚语，直译为汉语是“乌鸦不叫，照样天明，”译成汉语时势必需将“乌鸦”改为“公鸡”，译为“公鸡不叫，照样天明”，这样才符合中国人所熟知的公鸡打鸣，就意味着天要亮了的真理。现在有些翻译著作中的有些句子看不懂，也许是我的理解力太差，或者是我的理论水平不够，但我也总觉得有个翻译的问题，也就是有个表达的问题，因为有时对对原文看起来挺明白，但看汉语译本看不懂。这大概是有的译者外语非常好，但不懂得怎样用汉语表达出来，于是比较生硬地翻译过来，让看汉语译本的人多动动脑筋。这也许是对看这样的著作的汉语读者的一种考验吧。

做到了忠实原文和按照汉语的表达习惯表达出来外，还应尽可能做到语言流畅，文字优雅。这当然要依赖译者的汉语水平了。其实，搞翻译，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翻译，需要至少需要两种语言都很好或者说比较好才行，才能把一部好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比较好的汉语译本。这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依赖译者的汉语水平。鄙人的汉语水平有限，不多加议论。


四、翻译道德

现在我们经常听到将这种“德”那种“德”，在学术界常常听到讲“学术道德”问题，不少学校还作出各种规定，除了问题怎样处理。我在这里也来凑凑热闹，提出个翻译道德来。1984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仇标先生翻译的《章西女王》。译者在《前言》中说“本书直接译自印地语，为了使故事情节更紧凑，读者阅读更醒目，译文曾作了适当删节，各章还加了小标题。”[9]我不知此公是谁，看了此书后觉得问题不少；刘安武老师比我的感受更强烈，他让我写一篇评论这部小说的文章，在最后谈一下这个译本问题。我遵从师命，写了这篇文章，在文章的后面用了大约2000字的篇幅谈论译文问题。我写那篇文章时，庄严（北京大学的殷洪元教授和马孟刚教授）翻译的《章西女王》也已经出版[10]。仇标的译本共23万字（排版字数）；庄严的译本（30万字）。仇标的译本作的删节，字数少些不奇怪。前者的译文有不少与后者的译文不同，甚至是错误的，请看下面的例证：

仇标译：姑娘大声嚷道：“瞧，前面是谁呀！”[11]

庄严译：姑娘用脚跟踢了马肚一下，说道：“瞧你还能骑在前头不？”[12]

仇标译：“别忙！请放心！伤痕不深，流一点血没关系。”

小男孩赶到受伤者的身边，下了马，惊慌地看着同伴的伤口。他对大男孩说：“那那！你的伤可不轻啊！”

“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姑娘表示不同意。“现在我把伤员送到宫里去，在伤口上涂点药，包扎包扎就会好的。”

“唉，玛奴（章西女王小时的名——引者）你怎么能送我呢？”大男孩叹了口气，无奈地问。

玛奴回答说：“你起来！咱俩都骑在马上，我护送你回去，一忽儿就到家了。”[13]

庄严译：“不要紧的，伤不算重，流点血不要怕。”

小男孩也过来了。他下了马，惶恐地望着他同伴的伤口。

“纳纳，你的伤很重啊。那孩子说。

“不要紧，不很重。”姑娘笑笑说，“我现在就把他带回去，到家敷点药膏，很快就会好的。”

“玛奴，你怎么把我带回去啊？”男孩痛苦地呻吟着说。

玛奴回答说：“你起来，都坐在我马上，我拿着缰绳，马上就把你送回家去。”[14]

上面的引文前面的两句对话：“瞧，前面是谁呀！”和“瞧你还能骑在前头不？”。这两句话，前一句也可能是“硬译”，后一句也可能是意译；单独从这两句话来理解，前一句看不出是后一句的意思；在有前后文的情况下或许能看出是后一句的意思，但说话人要表达的的确是后一句话的意思，所以笔者认为还是译成后一句为好。这两句对话的后面引的是几段话，前一个译本也没有删节。可是有的话的内容有相当大的出入。如第一句对话，仇标译的是：“别忙！请放心！伤痕不深，流一点血没关系。”庄严译的是：“不要紧的，伤不算重，流点血不要怕。”仇标译的译文的内涵与庄严的译文的内涵有了相当大的差异：“别忙！请放心！”和“不要紧的，伤不算重。”的意思完全不一样；“伤痕不深，流一点血没关系。”和“流点血不要怕。”不仅内容不一样，前者多了“伤痕不深”，而且“流一点血没关系。”和“流点血不要怕。”的意思似乎差不了多少，但表现出说话人的性格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即“流点血不要怕”表现出的性格更加勇敢。这些看来都还是译者的水平问题，不是什么翻译道德问题。但是，如果仇标的译本不是根据印地语原文翻译的，而是根据其它的译本翻译的，可是又要把它说成是“直接译自印地语”，那就是翻译道德问题了。现在有些文学名著有很多种译本，所以有人说不懂得某种外语的人，把那种语言的名著的各种译本找来拼凑一下，也可以搞出一个译本来。当然，不一定有人真是这样做了。但是，现在撰写论文论著有剽窃的问题，翻译有不有剽窃的问题呢？笔者不敢妄下结论，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但我总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金钱拜物教和权力拜物教的社会里，有些人翻译只是为了赚钱，所以“道德”势必被钱战胜。故此，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翻译道德”问题，有些冒昧，望各位见谅。

综上所述，讲了4个问题。但由于时间匆忙，原本只想提交一个内容提要，没想到一写就收不住，在短短的两三天竟然写出来好几千字来。这是我自己也没想到的。只是前两个问题还没有举例，后面举了些例证说明，而且有的例证引文还很长，因为短了说明不了问题。上面说的这些看法，有的还不是很成熟，在这里讲出来，恳请大家多提意见，以便修正我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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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荒弩《译诗小议》，《国外文学》1983年第2期，第20页。

[2] 同上。

[3] 魏荒弩《译诗小议》，《国外文学》1983年第2期，第21页。

[4] 金鼎汉《罗摩功行之湖•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6—7页。

[5]《泰戈尔作品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77页。

[6]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78页。

[7] 《泰戈尔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第13卷，第77—78页。

[8] 《泰戈尔小说全集》，华文出版社，第6卷，第65—66页。

[9] [印度] 弗•伐尔马著，仇标译《章西女王》，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年11月，《前言》第2页。
[10]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

[11] [印度] 弗•伐尔马著，仇标译《章西女王》，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年11